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澎湃国际 1小时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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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好,这个问题很有趣,也很具体。确实,从汉代到晚近,碑额喜用篆书这一现象延续了很长时间。
先说点题外话。不同书体适用不同场合的规则,很早就被人们所认识。南唐文字学家徐铉(916-991)曾说:“若乃高文大册,则宜以篆籀著之金石,至于常行简牍,则草隶足矣。”(《说文解字韵谱》序)可见篆籀与草隶在施用场合上有正式和日常的区别。
时间再向前推七百多年,曹魏书家韦诞就以擅长题署著名,而京兆韦氏在韦诞之后一直有工于题榜的“门业”延续,东晋太元(376-396)中,孝武帝改治宫室及庙诸门,先是请王献之用隶书(或作“隶草书”)题榜,献之固辞,又请刘瓌用八分(东汉碑刻中如《曹全》《张景》一类的字体)题写,最后请韦昶(韦诞兄韦康的玄孙)以大篆改之。可见篆书较八分、草隶更适合题写门面、匾额一类的标识性载体,您所说的碑额正与此同理。
篆书较其他书体的最大特点:装饰性。而且,小篆又为篆书中最具装饰性的一种,虽已摆脱古文字难识的特点,却仍保留些许大篆的图画性特征。装饰性会加强视觉记忆,所以小篆比其他书体更为醒目,也就更适合作为标题。不惟碑额,古代书画卷轴题耑也以小篆最常见。
如果再往前追溯,碑额(亦可称“碣”)的前身或许是木质的“楬”。“楬”广泛发现于秦汉简牍中,其形制大多圆首涂黑(或绘网格纹)、上有钻孔,用来系在箧(竹编储物箱)或囊(丝布编织的袋)上,功能是标识内里所盛装的物品名称、数量等信息。木楬虽较碑额体量为小,但因为功能都是标识,所以同样需要醒目。我们今天能够看到最早的木楬实物,出土于湖南里耶古城1号井里(俗称“里耶秦简”)。在总计近2万枚有字简牍中,只有楬上会出现篆书,而其他的日常文书全部是隶书。
从里耶木楬到韦氏题榜,再到徐铉所谓“篆籀”“草隶”之别,大致可以梳理清楚这一问题的学术史和内在理路。仅供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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